《褚时健传》epub电子书

《褚时健传》讲述了昔日红塔集团掌门人、“褚橙”创始人、著名企业家褚时健精彩非凡、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作者是云南日报资深记者周桦。

序：王者路上的风景

事有缘，情有因，大凡世间诸类，都能找到相关路径，对人亦然。
俗话说，从小看大。
褚时健少时，父亲受难，英年早逝。他毅然挑起家庭重担，酿酒、播种、捕鱼，样样出色。村庄临江而居，捕鱼是谋生必备技能。他能捕、善泳，是小伙伴中的王者。别人空手之时，他却总能负鱼而还；鱼多之时，赠予邻人。坚韧、沉稳、担当的性格，少时便已昭然，乡亲对他刮目相看。
青年时，被错划为右派，发配边鄙。几经辗转，终在戛洒江边的红糖厂扎根。一干十三年，凭着多思、善用，执着、坚韧，把一个亏损严重的小厂，经营成赚钱机器，成为深山中的无冕“糖王”。初步显示出了治理企业的才干。
1979年，刚刚步入中年的他放弃了锦绣仕途，选择到企业开始自己的下半生。仅用了十五年的时间，就把濒临破产的玉溪卷烟厂，经营成了亚洲最大、世界第三的现代化卷烟企业，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烟王”。
如果说，“烟王”是体制和资源造就的英雄，那么，“橙王”无疑是他与生俱来王者性格的最佳证明。75岁创业，82岁致富，86岁收入过亿，87岁建成令无数企业家心驰神往的褚橙庄园。由于褚时健的二次创业承载了太多的正能量，他的橙子被人们誉为“励志橙”。
我跟随褚老采访多年，不敢说对他完全了解，但从与他的多次长谈中，我还是窥见了隐藏在他灵魂深处的丝丝亮光，并有幸见证了他橙王时代的诸般传奇，一一道来，足以让分享者大呼过瘾。
王者有王者的生命密码，智者有智者的行事路径。耄耋之年，他的王者路径成为一道灿烂的风景，让在职场中倦怠的人赏之自省自察，洞悉人生意义；而他坚韧、执着、勇于担当的王者品性，又让那些在职场中的迷途者，喝下了自我救赎的心灵鸡汤。
褚时健，人如其名，名括一生：褚者，备也，源源不绝，城市乡村，皆有可为；时者，命也，岁岁不凡，是非成败，惊艳天下；健者，运也，处处为王，烟橙异途，诸路皆通！
是为序。
2014年11月19日于褚橙庄园

上篇　褚时健前传

第一章　童年水难

核心速读：

在中国内忧外患的1927年底，褚时健出生在玉溪华宁县南盘江边的一个农户家庭。少年时期，因为日本飞机轰炸滇越铁路，他的父亲受伤英年早逝。褚时健从小就扛起了家庭的重担，拿鱼、烤酒，样样都做。在一次捕鱼戏水时，他沉入两米多深的南盘江，是表哥把他从水中捞起来，捡回一命。大难不死的褚时健，从此开启了他颇具传奇性的一生。

在中国边陲云南的层层大山里，一个小山村有了喜事。
1927年12月24日，农历腊月初一，云南省华宁县禄丰乡矣则村的褚姓农户喜添男丁，从属相上说，属兔。
这个男孩，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中国烟王褚时健。
此时，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时期：国内，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力量，正在准备展开一场生死对决；而国外，日本已磨刀霍霍，重兵压至我国东三省边界，战争的硝烟早已弥漫朝野，正处在历史上中日第六次战争，也就是中国八年抗战的前夜。
动荡的年代，纷繁的时局，都不能阻止岁月前行的步伐。
当褚时健记事的时候，他已经蹦跶在一个大户人家里了。

矣则村，现在是华宁县青龙镇禄丰村的一个村民小组，它距青龙镇21公里，距华宁县城近50公里，地理位置非常偏僻。当然，说它偏僻，也只是相对于它距县城的远近而言。那年月，距县城近了，进城购物、交易甚至是告状，都要方便一些，道路也宽敞一些，还可以在交易日看到很多东西和各色人等；远了，就全靠自然条件生存了。那个时候，国力贫弱，县城框在城墙内，辐射和带动作用有限，但作为一个地区文化、经济和政治的中心，它还是牢牢吸住了一个广袤县域的注意力，从而产生了向心力。
然而，矣则村虽然距县城很远，村民即使翻越十座山头也看不见城墙的影子，但这里却并不偏僻，甚至是别有洞天。因为“滇越铁路”从这里穿境而过，这里成了云南崇山峻岭中最先闻到现代气息的地方。

说到滇越铁路，这里略做介绍：
二十世纪初，在法国殖民越南期间，诱逼清政府获得了修筑权和营运权后，殖民者于1903年开工建设滇越铁路。这条铁路从越南海防至中国云南昆明，分为越南段和云南段，全长854公里。而现在我们常说的“滇越铁路”，就是指长468公里的云南段。为了适应云南的地质、地理条件，节省工程建设费用，法国当局最终选择米轨建设方案。铁路于1910年4月1日全线通车，全程共有62个车站，425座桥梁，155条隧道。其中，全长67米的人字桥钢架桥梁工程，至今还为世人称道，它和同期问世的巴拿马运河并称为世界杰出工程。这条铁路建成后，成了法国掠夺云南资源的重要工具。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条铁路才改变了它的命运。1958年，中国铁道部电令，将滇段改称“昆（明）河（口）铁路”。
“滇越铁路”不仅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第一条通向国外的铁路。因此，云南民谚中将它列入“云南十八怪”——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滇越铁路开通了近半个世纪后，云南才有了通向国内的铁路。1970年7月，成昆铁路建成通车。1970年底，贵昆铁路开始运营。
循着百年滇越铁路的足迹，2005年9月，全长150公里的泛亚铁路东线玉蒙段开工建设，2013年2月23日建成运营。这也是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云南省桥头堡建设重点工程的一部分。泛亚铁路东线预计于2015年全线贯通，在此按下不表。
在当时的环境下，火车虽然是一种交通运输工具，却有不一样的意义。与马车、牛车甚至人的双脚比起来，火车不但牛气，还洋气。看火车、听汽笛，成了山里人的一大时髦快事。

“我经常站在铁路边，盼着火车通过，等着听汽笛的叫声。”说到童年，褚时健回忆道，“看铁路成了童年时光的一种寄托，即使没有火车通过，我们也常常看着铁轨出神。”
铁轨闪着寒光，伸向远方，消失在视线之外，也带走了一个少年的好奇心：火车来来去去，车里都拉着些什么东西？它要拉到哪里去？这些铮亮的铁轨，它究竟延伸了多长？到了哪里？什么时候能坐上去看看就好了。
少时，褚时健在禄丰火车站读小学。1931年出生的李文元，读小学时与褚时健同校过两年，对他的好学深思印象深刻：
“我们低年级的学生，休息时喜欢打陀螺。褚时健不玩这些东西，也从不与人打闹，他给人的感觉总是很沉稳。记得有一次，我听见他和同学聊天，说的都是国家大事，比如他们议论袁世凯、阎锡山、卢沟桥，我们都听不懂，只知道他们在谈论很重要的事。”

南盘江由北向南流淌，到了一个叫矣则的地方，突然掉头拐弯在西边的山脚下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在群山之间形成一道气势磅礴的“龙盘水”格局。弧线之内，是一个巨大、肥沃的沙洲，这就是今天的矣则村，与矣则村隔江相望的，是今天宜良县的竹山镇。
褚时健的爷爷看中了这片沃土，第一个来到这里安了家。那个时期，宜良县狗街一带的匪患非常严重，南盘江如一道天堑，刚好把匪患严重的区域隔开。一户人家，一缕炊烟，点缀着一片寂寥的荒野。
荒野里的星星之火，引得贫苦百姓侧目而视。为了躲避匪患，周边散居的人家，纷纷搬来，与褚家抱团发展。来的人多了，就把褚家围在村庄的中央，渐渐形成一个聚居的村落。
“在一堆浪渣上，褚家在这里理了个窝，大家就都搬来了。”说到矣则村的发展历史，华宁县青龙镇禄丰村党支部书记冯得芸说，“因为地方小，容量有限，后面搬来的人，没地方再开垦田地了，只好租褚家的田种。”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褚家其实是一个大户，有田地出租，有酒坊酿酒出售，比起一般农户来，自然殷实得多。
褚时健的父辈有哥三个加一个妹妹。到了褚时健这一代，他这一脉是四兄妹：褚时健、褚时侯、褚时佐、褚时英。1947年，由进步青年组成的护乡团在禄丰乡一带搞宣传发动时，遭到土匪袭击。褚时侯为了掩护队伍转移，被土匪杀害。

矣则村虽然小，却是依山傍水的好地方，种田、拿鱼，成了当地人生存的两大途径。
农家有儿初长成。很小的时候，褚时健已经和小伙伴们在南盘江中搏击风浪了。一有空，男孩子们就相约出行，下河拿鱼摸虾，补贴家用。在农村，富有冒险精神的男孩子，从小就得经受生活重压的锤炼，他们是家庭的得力帮手。这也是为什么农村人特别喜欢生男孩子的原因。
“小时候，没有收入，无法支付学费。我就跟着长辈们学习烤酒，自己挣学费。”回忆童年，褚时健说，“为了不亏本，那时就学着计算成本了。”

在村里，有好几家酒坊。褚时健叔叔家的烤房建在距村庄半里远的江边，规模要大一些。而褚时健家的酒坊就建在村里，规模要小一些。因为他的父亲身体不好，后又英年早逝，很多事情都落在了少年褚时健的肩上，家道由此渐渐式微。再加上后来褚时健以进步青年的身份加入游击队，为征粮剿匪立下汗马功劳，在解放后划阶级时，褚家才没有划成地主或富农。
“我小的时候，日本飞机轰炸滇越铁路，我父亲外出办事时，正好遇上轰炸，震伤了心脏。”说到自己的父亲，他回忆道，“伤到心脏后，身体一直不好，我还年轻的时候，他就去世了。”
就这样，少年褚时健成了家里的支撑。除了拿鱼、种田，就是烤酒。烤出来的酒，在街天（云南乡镇赶集的日子被称为街天）拿到江对面的宜良县竹山镇去销售。
按照当时的烤酒技术，一斤包谷可以烤出半斤酒来。如果掌握不好火候，就会从五两变成三两。出现这种情况，就要亏本了。这还不是最坏的，有些刚上路的笨蛋，甚至还会出现两斤包谷烤半斤酒的状况。
“既要赚钱，又不能粗制滥造，做事就要很用心。”说到烤酒往事，褚时健说，“少烧一些柴，掌握好出酒的时间，一斤粮食出六七两酒，就赚钱了。在当时，我做到了。村里有些大人都想不通：同等数量的粮食，一个小孩子，怎么能烤出这么多酒来。”

南盘江，是我国三大河流之一珠江的正源，它发源于云南曲靖市沾益县海拔2100多米的马雄山东麓，流经滇黔桂三省后，从广州注入南海，从发源地至入海口总长2390多公里，其中，南盘江河段长914公里，在云南境内长677公里。南盘江蜿蜒在滇黔桂的崇山峻岭中，沿途汇聚百川，结地成湖。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一级支流有曲江、南洞河、金马河、清水江、黄泥河等44条，沿途湖泊星罗棋布，重要的湖泊有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阳宗海、异龙湖等。1985年，云南曲靖马雄山被正式确定为“珠江源”。
门前有江流过，这既是风景，也是财富。江中丰富的鱼类资源，给顺江而居的人们拓宽了食物空间。褚时健和小伙伴们，一有空就到江中拿鱼。因为做事认真、执着，他拿的鱼总是比小伙伴们多。有时，即使小伙伴们拿不到鱼空手而归，他也总能带着鱼归家。鱼拿多了，吃不了时，他就送给别人。
村里的人开始对他刮目相看，小小年纪，就有这种本事，实在不简单。
“拿鱼没什么窍门，关键就是要有耐心。”说到拿鱼往事，八十多岁的褚时健一脸的坚定，“别人拿不到鱼，不是真的没有鱼了，而是没有耐心了。我能拿到鱼，全凭坚持。”
但同时，最美的风景往往潜藏着最大的危险。
在云南的山区农村，开门见山，行路遇水是常有的事，这才有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古训。山上有动物、有野菜，河中有鱼虾。大人们汗滴禾下土，儿童也不能置身事外，一样要干力所能及的活。早些年，山上有狼、云豹等猛兽，有蛇、蜈蚣等毒虫。孩子们上山采野菜、采药，被狼盯梢、被蛇咬伤是家常便饭；下河捕鱼时，丰饶的江河里也是险境重重，只要一不留神，就会在不经意间陷入危险之中。

就在“龙盘水”的下游不远处，大约距村庄一里远的地方，江水由北向南来到这里，遇到山的阻隔，打个旋后，掉头向东走了。
由于江水的驻留，在此形成了一个长300米、宽50米、深30米的水潭，因为潭里花鱼特别多，故而得名“花鱼潭”。
那时候，生态环境别特好，江中鱼非常多，有花鱼、青鱼、鲶鱼、鲤鱼、马鱼、猪嘴鱼、粗鳞鱼。有人这样形容江中鱼类资源的丰富：烧上水，再去江里拿鱼来做菜都来得及，只是拿多拿少的问题。村民用麻线编成小网，撒到潭中去捕，这种方法简单、高效，是村民沿用多年的常用捕法。平时，男人们喜欢下独钩，四五十根杆一字排在江边，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就这么支着。支杆的人只要定期去查看结果就行了，钓到什么算什么。还有一种独特的捕法，叫“踩火把鱼”，就是晚上八九点这个时间，村民们点上火把照明，来到江中踩鱼，一旦用脚踩到，就用鱼叉把鱼叉上来。那些活泼的男孩子们，则喜欢用手到石缝中去捉马鱼。马鱼是江中的特产，又大又肥，极易捕捉。
如今，虽然江河依旧在，但因环境破坏严重，像鳞鱼、马鱼、花鱼这些鱼类都已经绝种了；青鱼、鲶鱼、鲤鱼也越来越少了。由于开发影响，花鱼潭也失却了往日的风采，变得窄小了。

一天下午，天气晴好。几个小伙伴相约来到花鱼潭，一边拿鱼，一边嬉戏。在江中游泳竞技，这是小伙伴间的惯例。
玩了一会儿，不远处的路上，出现了一队村中的成年人，他们也是来江中捕鱼的。透过飞溅的浪花，褚时健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老表也在人群中。看见有大人来，小伙伴们沸腾了！在好胜心的驱使下，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在江中展示着自己游泳技能。
褚时健从小体格强壮，水性也比同龄伙伴要好得多。为了向大人们炫技，他忘记了危险，不顾一切地向潭心游去。可是，游到潭心时，他被潭心的漩涡吸住了，巨大的吸力让他毫无招架之力，在潭中挣扎了一会儿就没有力气了，不一会儿，就随着旋转的江水沉到了两米多深的水下。
褚时健被漩涡吸住，吓坏了小伙伴们，他们惊慌失措地往岸边游去，精疲力尽地爬上岸来。
老表清楚地看到了眼前的景象，他赶紧从河边找来一条渡船，在村民的帮助下划到潭心，把褚时健从两米深的水中捞起来。抱上岸时，褚时健已经没有了呼吸。
抱着一线希望，老表将他面朝下，扑在一块石头上控水。
看到此情此景，有的人已经开始流下了眼泪。难道，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要这样走了吗？
水不断地从他的口鼻中流出。十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苏醒的迹象。
二十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生命的迹象。时间越长，人们的心情就越紧张。难道，他真的醒不过来了吗？
又过了几分钟，他的身体突然抽动了一下，接着便开始咳嗽。
谢天谢地，他终于醒过来了。所有人都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那一次，差一点就完了。”说起那次水难，八十多岁的褚时健老人狡黠一笑，“那是我人生的第一难。”

褚时健生活在南盘江边，“龙盘水”巨大的资源不但让他长得健康、强壮，还为他成为孩子王提供了大舞台。民间有云：“蛇盘兔，越盘越富。”褚时健属兔，“龙盘水”是大蛇，这就是他财源不竭的风水命局。
但江河这个舞台对他这只兔子而言，还是非常凶险的。1959年他被错划成右派后，在元江县劳改期间，两次被江水冲走，两次都如有神助，死而复生。似乎冥冥之中，就注定了“兔”与“蛇”的某种关系。
经过了童年那次水难的洗礼，在后来的岁月中，褚时健养成了胆大、心细、坚韧、进取的性格。虽然水难重重，但他从未对汹涌的江河有任何畏惧，而是增加了驾驭大风大浪的自信。这个性格，贯穿了他一生。

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褚家全部搬离了矣则村。就像一阵风，从村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那条具有传奇色彩的滇越铁路，还依然在运营着，“哐哧”“哐哧”的小火车，不时以很大的动静，从山边经过。
“小时候，火车半小时一趟，一天要过二十多趟。现在减少了，一天只有七八趟了。”在矣则村长大的冯得芸说，“原来每天四趟客运，白天两趟、晚上两趟。到2000年后，客运停了，只有货运还留着一部分。”
第二章　征粮岁月

核心速读：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为了保障供给，22岁的褚时健从云南边纵的游击战士转变为征粮队员。因为群众对时局看不透，都不愿交粮。善于思考的褚时健，创新了工作方式，终于得到了群众的认可，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提前完成了征粮任务。而其他征粮队，一粒都没有征到，有的人还为此付出了性命。

东方欲晓，边陲醒来早。
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和四年多的国内解放战争，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时刻。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随后便以摧枯拉朽之势，对国民党展开追击，一直追出大陆，使之落籍台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
新中国成立了，战争却并没有结束。直到1950年6月，才完全歼灭了残存在西南、西北等战场上的国民党军残部，真正实现了全国大解放。
黎明前的黑暗是最令人揪心的，在战争的阴霾下，连平民都无法独善其身。中华大地上，妇孺老幼，都在为战争机器的高速运转而奔忙着。
“高中第一年，上大街喊口号：打倒蒋介石，人人有饭吃。”褚时健说，“那个时代，那种氛围，无法再读书了。”
随着口号一响，1949年，时年22岁的褚时健怀着满腔热血，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在云南就简称云南边纵游击队），成为一名游击战士，主要从事剿匪工作。这时期，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与国民党部队在长江以南展开决战。十三军进入云南，与盘踞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部队激烈交锋。兵马漫天，粮草何在？按上级指示，游击战士褚时健，很快就有了一份非常明确的工作——征粮。就这样，他从剿匪的游击队战士，过渡为一名征粮、护粮的地方干部。
“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这些运动我都参加过。”褚时健说，“最难做的事，还是为解放军征粮。”
征粮究竟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道出其中甘苦。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员通过宣传和上面传来的信息，知道了国家的未来，但人民群众可没有这些见识，更没有这些信息渠道。他们在连年的战争中苟活着，对世上的一切都是将信将疑，他们不知道国家向何处去，中国是谁说了算，自己该跟着谁走。而今，却突然有人要来拿自己的粮食，说是支援国家，老百姓能相信吗？会同意把粮食交出来吗？当然不可能。因此，所谓的征粮工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对满腹狐疑的农民老大爹、老大妈反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直到他们交粮。
征粮是大事，当然不会只交给游击队员来做，上级专门派来了一个叫“西南服务团”的征粮队伍来督导执行。
“为了征粮，西南服务团来了几十号人。他们征，我们也征。”褚时健说，“一乡一个工作组，影响很大，气氛搞得很紧张。分给我一个乡，叫我在一个月之内粮食要进库，不进就调不走，影响解放军吃饭。”
就云南而言，华宁县是个山区县，也是一个穷县。可是，虽然穷，却有很多其他富县不可比拟的地方。首先，华宁县有一个富庶的热区坝子——盘溪坝子。这个坝子靠近滇南，气候温热，水肥条件好，即使在冬季也能栽种蔬菜，粮食产出率极高；其次，滇越铁路从盘溪坝子穿境而过，运输十分方便。

征粮工作组分头进村了。
“你家有多少斤粮食？”征粮工作组挨家挨户去做摸底调查。
问遍全村，全村人都异口同声地说：“200斤。”
西南服务团是一支正规的征粮队伍，可群众并不买账。你凭什么来征我的粮食？你把共产党说得天花乱坠，把解放军打仗说得何等重要，可那只是你说的，我又没看见。群众嘴上虽然不敢明说，但家家户户都软扛着，就是不交粮。200斤粮食属于家庭用粮，在当时不在征收范围，是个安全数字。再说，征粮不能强征，只能通过动员，让群众自愿，更不能进家去强搜强取。因此，即使你知道群众在说谎，你也没办法。征粮工作一直处于胶着状态。忙活了很久，粮，一直没有征到。
于是，有人使出了苦肉计。
有一个从大城市来的王姓小姐，对征粮工作十分卖力。为了打开征粮局面，她把她负责那个乡的农民找来，一边痛哭，一边诉旧社会的苦，满脸的泪，真诚而动情。哭过之后，再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好，解放军如何如何伟大。她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打动农民，让大家尽快交粮，支持解放战争。
可是，别看农民们既没有文化也没有见识，淳朴得近似愚钝。但当他们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而处于高度戒备时，他们就会肾上腺素增高，个个眼睛雪亮。他们会用种庄稼时精确计算农历二十四节气的架势来对付你。试想一下，农民能在一年365天中，准确计算出何时耕地、何时播种、何时浇水、何时锄草、何时除虫、何时增肥、何时防贼、何时收获、何时上市交易。看穿你这点小把戏，就是绰绰有余了。再说，这小王同志看上去细皮嫩肉的，一副娇生惯养的样子，跟又黑又瘦的农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哪里像受过苦的样子？
看过热闹之后，群众都不为所动。一斤粮都没有征到。
就在她迷惑不解之际，褚时健对她说：“小王，瞎编吃不开，你哭得那么伤心，群众一点都不感动。”
“那要怎么办才行呢？”小王一脸的无奈。
“要了解他们、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才行。”褚时健说，“你看，你在那里哭，农民们没当一回事，白费工夫。”
从大城市来的人，对农村、农业、农民均一无所知，怎么能站在农民的角度思考问题呢？这下轮到小王同志真正伤心了。她想了很久，还是没有找到破题之道。

如果说小王是因为敬业而“演戏”，那么，有的人则是急躁而走上了歧途。
服务团中有个江南人，性格非常暴戾。不知道他是否在工作中和农民言语不和发生了冲撞，还是他一贯作风强悍，想搞个杀一儆百的把戏。他做出一个惊人之举，把一个农民吊起来问：“老实交代，你的产量是多少？你有800斤还是900斤？”
他的做法激起了农民的愤怒，不但没给他交一颗粮食，最后还把他给杀了。
为什么西南服务团的征粮工作如此困难呢？说白了，关键是工作方法与农民的生存状态没有吻合。一开口就问农民有多少粮？言下之意是，多余的请你上交，支援国家。这让农民一听就很紧张。虽说盘溪是华宁的天然粮仓，但那个时候，生产力水平低下，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收成时好时坏，人人都在温饱线上挣扎，粮食就是农民的命根，自己命都难保，拿什么支援？
走南闯北的人，使出浑身解数都没有征到粮，有人还搭进了自己的性命。这就是当时滇南征粮的现实。

而年仅22岁的褚时健，却在征粮工作中如鱼得水，表现出色。
“我家在农村，与农民有共同的话题。”说到当年的征粮工作，褚时健回忆说，“开展工作一点不费劲。”
要动员农民把粮食交出来，仅有农村的根基是远远不够的。况且当年褚时健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如果方法失当，长辈人根本不会买他的账。他之所以能开展工作，是因为他是一个善于思考和发现问题的人，他看到了农民的难处和顾虑，对征粮工作方法进行了创新，才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年轻人有大智慧，褚时健征粮成功，是用自己的方法来做事。
一开始，他找到农协会的负责人，对他说：“你家有这么多土地，产量一定不少。这样吧，我给你评600斤，行不行？如果你不同意，别人来一定会给你评更多的。如果你同意，我的任务完成了，你们也过关了。”
农协会那位负责人一听，马上表示同意。
取得开门红之后，他又如法炮制，分别找到农户，不问他们家是有800斤还是1000斤，而是给不同条件的农户下不同的上交量，既让农民能够接受，又保证了自己任务的完成。
这一方法非常奏效，农民们纷纷解囊送粮。只用了半个月时间，他的征粮任务便提前完成。
“其他征粮小组，动都动不了！”说到年轻时的征粮往事，褚时健至今依然一脸的自信。

征粮之后，紧接而来的是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而减租退押，又是土地改革的前奏曲，主要工作是收缴地主的浮财、执照。
因为他出色的工作能力，组织上总是把难办的事都交给他去办，而他总有能力把事情办好。
减租退押之初，对地主开展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收缴钱财上，整个社会的氛围还较为温和，只用计谋，没有暴力。
根据线报，有个地主家中藏有100公斤黄金，可工作组去查抄时，什么也没找到，也不知藏到哪里去了。大家分析后认为，一定是藏到附近的山洞里去了。可附近山洞众多，盲目去找犹如大海捞针。怎么办？
褚时健思考之后认为，主人藏宝，量多、物重，佣人不可能不帮忙，多少应该知道点内情，应该去做一下佣人的工作。于是，他便每天去和这个佣人相处，和他聊天。当问到那批黄金的去向时，佣人直言不讳地告诉褚时健，他是知道地主藏金子的地方，但地主说了，只要他保密，等运动过了，社会平静了，就分一半给他。因此，金子藏在哪里，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告诉别人的。
褚时健耐心地告诉他，时代已经变了，地主承诺给你一半，这是不可能的，那一半你永远也拿不到。你想想，如果他真能给你，以前怎么不给？现在说给你一半，是骗你的。再说，现在世道变了，谁也拿不走这些东西，你不如帮我们把它找出来，交给国家，你还为国家做了贡献。
那个佣人也是一个聪明人。他思之再三，也觉得地主承诺分一半给他的话不靠谱，是骗他的，根本兑现不了。
于是，这个佣人便带着工作组来到山洞里，把地主藏在山里的30公斤黄金取出来，上缴国库。虽然只找到100公斤的三分之一，但毕竟是一次巨大的收获。
由于工作出色，褚时健被任命为华宁县盘溪区的区长。
第三章　右派谜题

核心速读：

古人三笑成姻缘，小褚一笑成右派。这既是历史的荒唐，也是历史的真实。就因为这顶“莫须有”的右派帽子，褚时健从1959年1月1日下放到元江劳动改造，两年后又转到新平，至1979年10月才从新平县回到玉溪。在乡下改造时间长达二十年。

1958年底，褚时健被打成右派。1959年1月1日，他独自收拾行囊，自己掏钱买了张汽车票，到当时玉溪地区最远的一个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红光农场接受改造。这一去就是二十年。其间，在元江两年多，在新平县十六年多，直到1979年10月，他才从新平县戛洒糖厂调到玉溪卷烟厂任厂长。

“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去元江红光农场是1959年的1月1日。”回忆往昔，褚时健的夫人马静芬老师说，“孩子才两岁多，我身体又不好。他倒好像什么事也没有，连一句牢骚话都没有，风风火火收拾好东西，自己坐车就走了。我当时那种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所以，我牢牢记住了这一天，1959年1月1日。”
那么，褚时健是因为什么事被打成右派的呢？江湖上猜测不断，消息灵通人士众说纷纭。
社会上普遍认为，褚时健年轻时入过边纵，打过游击，他被打成右派，可能是他的这段历史造成的。这些猜测与事实大相径庭。
我就这个问题专门问过褚时健，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思忖片刻，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被打成右派不但与边纵历史毫无关系，而且说来还有些搞笑。你道为何？古人有“三笑成姻缘”的佳话，而少不更事的褚时健，则演绎了一出“一笑成右派”的沉冤。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土地改革结束后，褚时健因为能力出众、业绩卓著，被任命为华宁县盘溪区区长。之后，参加了玉溪地委举办的整党学习，学习结束后，就没有再回他的故乡华宁县，留在了玉溪地委机关工作。1955年，他被任命为玉溪行署人事科科长。这一年，褚时健28岁，已位居处级干部之列，可谓风华正茂，前程似锦。
各位看官可能有所不知，那时的人事科长，跟现在的人事科长不是一个级别。那时，行政公署还没有人事处或人事局这样的机构，因此，当时的人事科叫“独算科”，行使的权力就是人事处或人事局的权力。
“干部的提调任免、福利分配都要管。”说到当年自己的工作，褚时健说，“当时，地委有项福利补助的规定，凡是地委领导，家庭人均月收入在五十元以下的，都有补助。那个时期，很多领导有三四个子女，领导的收入再高，一平均就在五十元以下。一到月末，地委组织部给我一个名单，我就照单发放。”
作为当地的一号行政长官，专员家没有在名单之列。原因很简单，专员家只有一个子女。专员夫妇都是公职人员，家庭月总收入二百多元，一家三口人均达到了八十元以上，这在当时，已经是高收入家庭了。因此，地委组织部没有把专员家纳入福利补助之列。
作为专员，他当然知道多子多福的地委领导几乎家家每月都领着福利补助。不知是出于何种心机，他没有审视自己的条件是否达到，而是一味想得到补助，求之不得，就以为这是人事科长褚时健压下不报造成的。
于是，一有机会，专员就会不停地给褚时健暗示自己没有领到福利补助。有一次，在外地开会，专员故意把与会议毫不相干的褚时健带去参会，其间，就对他说：“我只习惯抽大中华，别的不想抽。一个月抽三条烟，老婆说我一个人就把家里的钱抽完了。唉，家里的日子过得紧呀。”
那时，年轻的褚时健并没有听出专员的话外音。为什么会没有听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褚时健是按地委组织部给的名单发放补助，对于专员一次又一次的暗示，他一点也没有在意，只当是专员无意的唠叨、说笑。
“地委组织部没有开他的单，我当然不能乱发放。因此对他说的话，我也没有多想。可是没料到，他会把账记在我头上。”

1956年，褚时健的女儿出生了，他的岳母来家里帮助照顾孩子。一天，专员请他和他的岳母到家里吃饭。年轻的褚时健奇怪了半天，弄不明白上司请自己吃饭是怎么回事。他人是去了，可一直没有明白专员的意思。那时，专员的住房和办公室都同在一幢楼上。褚时健和岳母到专员家里坐下不久，刚要开饭，就听到楼上的办公室里电话响。责任心胜于一切的褚时健便飞奔到楼上接电话。因为电话太长，待接完电话，专员家的饭局已经结束。
专员家的这顿饭没有吃成。

日子一天天行进着。
终于有一天，专员再也忍不住了，他把褚时健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用严厉的口气对他说：“你这个管干部的是怎么搞的？专员饿死了都不知道！”
至此，褚时健才如梦初醒，明白了以前专员的种种行为。原来，专员又是暗示又是发火，都是为了自己的福利呀。
明白了原委的褚时健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而是在心里想：作为领导，你也太没有原则性了吧？可又无法说什么，只是看着专员苦笑了一下。不想这一笑就坏了，专员怒火中烧，他一拍桌子，对着褚时健吼道：“专员批评你，你还敢笑？把你划成右派。”
褚时健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右派。
1958年底，褚时健被划为右派，1959年1月1日下元江劳动改造，时年32岁。

多年以后，褚时健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他在查看自己的档案时，又发现了新的东西，原来，有关部门给他划右派的定性是：同情右派。
什么叫“同情右派”？这里面大有玄机。
当时，划右派是有指标的，或者说是按比例进行的。中央的指标是5％，即每一百人中，必须划出五个右派。各地的比例自己定，但因为地方互相攀比，导致比例越来越高，各地都大幅超出了中央的比例。
“玉溪定了12％的指标，与中央相比，已经是翻倍了，够高了，不能再加了。可有的人说我定低了，我同情右派，外地都是按25％的比例来划的。”

目无法纪者，必将被法纪所缚。就在褚时健在新平戛洒糖厂干得热火朝天之时，专员因强奸他的保健护士而身陷囹圄。这个护士是军属，专员色胆包天犯了重罪。定罪革职后，在玉溪某个监狱农场服刑。
褚时健执掌玉溪卷烟厂帅印后，企业渐渐红火起来。有一天，老友来访，说起以前的岁月，褚时健说：“走，我们一起去监狱农场看看老专员。他说他一生都没有冤枉过好人，我们去看看他，听他怎么说。”
经过打探，终于找到了老专员的确切消息：他已没在监狱农场了，因身患重病，正在医院里救治。
“那就再等等，他好一些再去看他。”
没多久，传来他去世的消息。褚时健的右派历史，从此随风而散，留下的，只是各种江湖谈资。
第四章　元江历险

核心速读：

被打成右派后，1959年1月，褚时健下放到元江红光农场劳动改造。面对命运的巨变和元江恶劣的自然环境，他及时调整了心态，用常人难以理解的心态来面对人生。在元江期间，他得过一次疟疾，差点要了他的命。两次遭遇水险，但他都如有神助，死而复生。

因为得罪了专员，1958年底，31岁的褚时健被打成了右派。罪名是：反右不力，同情右派。1959年1月，32岁的褚时健被下放到元江县红光农场劳动改造。
“1959年的1月1日，他离开我和年幼的女儿，一个人坐车到元江去了。”说到褚时健下放元江的行程，夫人马静芬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身体不好，体弱多病，孩子又小，运动这么紧张，可他偏偏离开我，去了远方。我心中感到非常难过、无助。”
受到打击，身体不好，无依无靠的马静芬无心在学校再待下去了。思之再三，她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带着三岁多的女儿回昆明老家去了。
妻儿都回了昆明老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褚时健反而放下了一桩心事。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是云南为数不多的以三个主体少数民族命名的县，主体民族有哈尼族、彝族、傣族。以现在的玉元高速公路里程计算，元江距玉溪中心城区约一百六十公里，车程约两个小时。
可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元江的路可不是这个样子。虽然有国道之称，但路都是顺着山头绕来绕去盘旋着，路窄、坡大、弯急，有些路段看似羊肠小道，全长二百多公里。如果坐班车下元江，虽然是下坡，但最少需要四到六个小时；如果是从元江回玉溪，则全程上坡，时间更长。拉货的大车都开得跟蜗牛似的，因为路窄，跟在后面的小车，也经常为超车苦恼。九曲十环的盘山公路上，汽车的发动机被男男女女踩得鬼哭狼嚎。据说，很多北方驾驶员来西双版纳运水果，到了一个叫“化念坡”的地方，就再也不敢开了。看一眼陡峭的悬崖，吓得浑身都软了，连踩刹车的力气都没有。
元江坝子河流蜿蜒，满眼苍翠，四季花香，瓜果遍地。可是，这美好的景色中，却潜伏着致命的疟疾、暑气、毒虫，因此成为有名的“疟疾之地，瘴疠之区”。民谣有云：“要下元江坝，先把老婆嫁。”意指这里环境险恶，有进无出、有去无回。
元江在历史上的恶名还远不止这些。元江是云南海拔最低的地区之一，仅高327米。从海拔一千六百多米的玉溪直降一千多米，又处在大峡谷底部，春夏秋三季，就如同置身于桑拿房里。春夏之季，最高温在42度以上，这样的生存环境，足以令任何一个外来者谈之色变。

为什么坝子里居住着傣族，而彝族、哈尼族、苗族都住在山上呢？这正是气候的杰作。在很久以前，坝子里不但有瘴气，还酷热难耐，疟疾横行，是生存的禁区。别的民族都适应不了，只有“性耐暑热”的花腰傣战胜了高温、瘴气、疟疾、毒虫，顶着酷热在坝子里生存下来。彝族为什么居住在半山腰？在古代，彝族是这个地区最强大的少数民族，他们占据着最适宜居住的地段，可以农耕，也可以放牧，还可以狩猎，并避开了高温、瘴气和疟疾的危害。至于哈尼族，则聚居在与红河县相连的地带，他们有自己独特而集中的族群聚居地。稍晚迁徙来的苗族，坝子里生存不了，山腰又被他人占据，只能选择在冷凉的高山地区安家了。
随着时代的变迁，瘴气消散了，可是疟疾、毒虫等威胁依然存在。在江边，生活着一种叫“小黑虫”的毒虫，只比跳蚤大一点点。它们不但有很强的毒性，还是传播疟疾的元凶。它们成群飞舞在空中，你根本看不见，甚至咬了你，你都不知道，直到皮肤红肿、化脓，或是得了疟疾，你才发现被它咬了。更可恶的是，它不咬本地人，专咬外地来的人。有人戏称，外来的人生活好，多为肉食动物，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浓、味道鲜，更能引起小黑虫的注意。
除此之外，元江人民还给元江的生存环境总结出了“三恶”，即“风恶、老婆娘恶、老母猪恶”。
风恶：春天的大风，能把河谷里的沙粒从门、窗的缝隙中吹到家里。有的人形容风沙大到“衣柜里都有沙子”。
老婆娘恶：天气太热的时候，如40度以上，男人们都不敢出门了，而那些经过生活考验的“女汉子”们，就接管了家庭和田野。
老母猪恶：元江的猪都是野外放养的，如果你在野外方便，散发出的气味随时可能会让正在觅食、野性十足的母猪把你拱翻。
把右派分子派往元江劳动改造，等于重罚。对于年老体弱的人而言，完全就是一次历险。让他们在严酷的环境里，用汗水洗心、革面，最后重新做人。

褚时健到元江红光农场时，被安排在红光一队，也叫桥头一队。这里距场部十二公里，距县城六公里。
红光农场是时代的产物——“红光”两字，包含红色满天、光芒万丈之意。1958年1月，云南省委、省政府为安置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下放的干部及知识分子，成立了元江县国营红光农场，隶属省农垦总局。1959年，交玉溪专区代管。1961年，红光农场正式下划玉溪专区，由玉溪专区农水局管理。1982年，再下划元江县管理，级别由正处级降为正科级，此是后话。
起初，红光农场安置下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一千多人，这些人在农场开荒种地，劳动改造。1959年4月，省、地、县又先后送来两千多名被划为右派的人，在此劳动改造。

无论是被正式划为右派的，还是被以“莫须有”之名冤屈的；无论是一般的工作人员，还是地、县级领导干部，大家都是一队的队员，一起种地，一同住在光线昏暗的茅草房里。因为人生的落差实在太大，一些人整天唉声叹气的，对人生表现出了绝望的情绪。
面对人生巨变，褚时健及时调整了心态，每天用辛劳的汗水，来洗却心灵的创痛。在农场里开荒、种菜，他样样都比别人干得多。但他从来不抱怨、不叹息，对生活抱着一个常人应有的热情。他对那些叹息、绝望的老干部说：“叹什么气？有什么好悲观的？无论在哪里，日子一样得过。”
褚时健说的话，让很多人都无法理解。戴着右派的帽子，前途尽毁，心情郁闷，每天还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怎么能不叹息？但大家看看这个也是右派的小子，想想他的言论，似乎也有一些道理。但因为看不到人生前景，老同志们还是无法释怀，依然一副绝望的神情。
正是在这种不屈不挠、入乡为安的心态之下，褚时健在元江的右派生活，过得苦中有甜。
可是，人生的磨难没有打垮褚时健，元江的气候环境，却险些要了他的命。
疟疾现在不算什么大病。但在当时，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可是稀罕之物，药店难见其踪影。因此，疟疾成为致命疾病，也就成了必然。当时的红光农场，两千多被划成右派的人，像包身工一样没日没夜地干活。因为看不到前途，大家精神萎靡；劳动强度过大，人人营养不良；再加上缺医少药、气候恶劣、水土不服等诸多因素，疟疾成了这些外来人最大的健康杀手，就连褚时健这个全农场最强壮的右派，也抵不住疟疾的“蹂躏”。

到元江不久，褚时健就得了疟疾，身体瞬间崩塌。因为缺乏治疗疟疾的特效药物，病情一直没有好转。经过四五天的折磨后，褚时健陷入昏迷，被褥凌乱地在盖在身上。因为他几天没下地干活，不知内情的人，还在心里骂他思想不端，装病偷懒。直到一天上午，农场有个右派到茅草房里找农具时，才发现在黑乎乎的床上躺着一个人，没有声息，一动不动，死了一般。这个右派吓了一跳，向外狂奔。在干活的山坡上，他看见了一个背药箱的人，就对他说：“医生，你们队的茅草房里死了个人。”
背药箱的这个人，就是当时的农场医生罗载兴。
“我一听说有人死了，立即就赶去看情况。房间里光线很暗，看不清面容，不知道他是谁。但用手一摸，还有气息。我一看就知道他得了疟疾，病得很重。如不用特效药，恐有生命危险。当时，我身上带着一颗治疟疾的特效药奎宁，就拿出来，给他喂进去后，又给他送去一碗稀饭，我就走了。因为我知道，吃了这颗药，他就会没事。”罗载兴说。

关于褚时健和罗载兴，农场一别后，还有一段不得不说的传奇经历。
三十多年后的2014年10月底，我在玉溪的一个住宅小区内见到了罗载兴，他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看上去与褚时健有几分神似。已经九十岁高龄的他，面色红润、气定神闲，思维敏捷、自信和善。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我讲述了当年的情形。
罗载兴出生于1925年3月，湖南邵阳人。父亲是老中医，因而他和哥哥两人都走上了行医之路。
小时候，他特别喜欢帮父亲抓中药。父亲对病人望、闻、问、切后，就把开具的处方交给他，而他总是能按量迅速把药抓好，交给患者。
“中药里的大枣、桂圆这些可以吃的东西。我抓药的时候，就偷偷抓一把放在口袋里，然后跑到外面去吃。”
因为家里穷，初中毕业后，他就没有再读了，在学校里谋了个职位，一边教书，一边自学。日本发动侵略后，形势吃紧，举家内迁重庆。在重庆期间，罗载兴经常到重庆大学医学院旁听，被一个外国传教士发现，便邀请他到西康基督教教会去当牧师。基督教会有一个医院和一座学校，由于罗载兴聪明伶俐，勤奋好学，没几年，就被任命为院长兼校长。
他利用牧师身份，开始搞地下革命工作。解放后，他原本要回湖南老家的，但哥哥罗更兴在昆明，1952年，罗载兴又从四川来到了云南。那时候，云南缺医少药，他也就取消了回湖南的打算，留了下来。1953年春，玉溪地区专医院成立，两兄弟就成了玉溪专医院的第一批医生。他们在玉溪娶妻生子，开始了朝气蓬勃的人生。
哥哥罗更兴医术高明，是当时全玉溪最有水平的医生。然而，他的本领遭到了别人的嫉恨，他被打成右派，送到新平县漠沙镇去劳动改造。罗载兴则因为进过教会医院，被打成美蒋特务，夫妻二人下放到元江红光农场。罗载兴为人治病，他夫人李家荣则搞医护工作。
没想到，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1961年，罗更兴从漠沙农场失踪。至今，五十多年过去了，他的亲人多方寻找，仍音信全无。
罗更兴失踪后，弟弟罗载兴又被牵扯进来了。有人硬说是他把哥哥送到国外去了，因为他进过教会，只有他和外国人扯得上关系。于是，1961年，罗载兴从右派变成了反革命，从红光农场转到了峨山县化念劳改队，直至1979年平反。
“在化念期间，我倒没受什么罪。我天天上山挖药，到处拜师学艺。边挖边学，边学边临床试验。大家都信任我，喜欢我。”罗载兴说，“我当时的名声很大，有的领导开车来找我看病。”
1976年，罗载兴四十多岁的夫人李家荣因患病去世。因为她视病人如亲人，红光农场还破天荒为她开了一个追悼会。
1979年初，离异不久、时年32岁的张灵芝带表妹找罗载兴治不育不孕症，两人坠入爱河，结成夫妻。结婚八个月后，罗载兴平反，回到了玉溪。玉溪地区医院的院长热情邀请罗载兴到医院任职，并告诉他，医院正在进新设备，三个月后，他就可以带研究生了。
一天下午，罗载兴到玉溪卷烟厂闲逛，在厂区偶遇褚时健。褚时健一眼就认出了农场医生罗载兴。于是，两人就地展开了一场简短的对话：
“你平反了？”褚时健问。
“是的，今年平反了。”
“现在在哪里？”
“准备到玉溪专医院工作。”
“不要去了，到烟厂来吧。”褚时健说，“烟厂有医务室，你来了一样可以发挥作用。”
罗载兴一听就动心了，原因是，自己在农场行医，更多的是用中药。而今自己年纪也不小了，如果到医院去，很多东西都要从头去学。
就在他迟疑之际，褚时健说：“你玩几天，调动手续我会帮你办。”
下午，褚时健请罗载兴吃饭，告诉他说：“我在红光农场得了大病，还是你把我救活过来的。”
罗载兴一听感到很意外：“有这回事？哦，是的。在茅草房里，我没看清是谁，给他喂了一颗奎宁。那个人是你？”
“就是我。”
1980年，罗载兴调到玉溪卷烟厂工作，直至退休。
如今，67岁的张灵芝，是90岁罗载兴最好的陪伴人。

出于对生命的感恩，大病不死的褚时健，干活更加卖力，他成了农场里最能干的人。开荒、种粮、种菜，样样走在别人前面。由于他很能干，农场就让他负责后勤工作，找柴、养猪，都是他的事。
保障后勤，最大的任务就是要有柴火做饭。上百人的大食堂，每天都要烧掉大量的柴草。可柴去哪里找呢？说难不难，山上有，江里也有。别说右派，就是祖辈生活在江边的傣家人，也有到江里捞柴自用的习惯。

元江，是云南大山中的一条野性的河流！它与金沙江、怒江、澜沧江三条大河组成的旷世奇景，被认为是《圣经》中描述的伊甸园“四河同流”的标志性景观的原型。它发源于大理州巍山县境内，上游也叫礼社江，经元江县流入红河州河口县进入越南境内后称为红河，国境内干流河长279公里，流域面积6123平方公里。
正是因为元江流量大、流域广，一年四季，皆有树木顺流而下。冬春之际，水清河浅，树木被冲到岸边，百姓便到岸边捞柴。到了夏秋涨河之际，流速加快，江阔水猛，水中树木更是如过江之鲫，多不胜取。然而，当地百姓知道江水险恶，民间就流传着一种名为“水席子”的恶浪，这种恶浪总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从上游汹涌而来，将岸边的人卷走。因此，夏天发洪水时，当地人不敢轻易靠近江边，更别说下江捞柴。
洪流滚滚，脚下的大地在震颤。站在江边，许多人都头晕目眩。只有右派褚时健，带着工友大无畏地走来了。
夏季山洪暴发，元江水势之大，与南盘江无异。从小在南盘江边长大的褚时健，自然知道江河的凶险。他叫其他人不要下水，站在岸边接，他一个人下水就行了。
从中午开始，一直捞到下午，进展非常顺利，柴在岸边堆成了小山。眼看时间不早了，却见一棵大树从上游漂下来了。因为沉在江中，只看得见长度和露在水面的树枝，并不知道树到底有多大。不捞实在太可惜！褚时健不假思索地再次扑进了江中。
然而，游出一段距离后，他就后悔了。一天干到晚，早已饥肠辘辘，体力严重透支。当游到江中抓住大树的树干时，才发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这时候后悔却为时已晚。他把大树向江边推，可是树太大了，纹丝不动。它顺着水流，向下游漂去。他抓住树干，想休息一下再作打算。险情就在这时出现了。大树随着水流的巨大惯性，漂进了一个漩涡，开始在江心打转。之后又从漩涡中甩出，飞快地向下游冲去。
“那一刻，我感到由不得自己了。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难道这次真的要死了吗？”回想当年，褚时健说，“我的大脑中飞快地闪过家人的身影。自己死了，老婆和女儿怎么过？无论如何，自己不能死。”
大树冲下一道坎时，他因巨大的撞击重重摔出，昏迷过去。待醒来时，已经躺在了半里外的江岸边。浑浊的江水正在拍打着他的脸。
为了家里的人，自己绝不能死。这么一想，心中来了力量，他拼命向岸边爬去，抓住了一块突出的石头，用力爬上了岸，精疲力竭，躺在地上半天起不来。
有人说，这次水难他能得救，完全是神救了他，否则没有别的解释。

1961年，一缕春风袭来。全国上下，对右派开展摘帽运动。按照省委的指示，褚时健属于错划，应该给予纠正。
就在这一年，马静芬带着孩子到元江与褚时健团聚。眼看右派的帽子就要摘除了，褚时健心里松了一口气，夫人和孩子来，他也未加阻拦。自己不再是右派，家人也不会再有心理负担。况且孩子还小，妻子也没有去处，在一起也好照应。马静芬来到红光农场后，为褚时健打下手，帮他养猪。
但玉溪的反右组织为了稳定右派队伍，将错就错，对错划一事避而不谈，仍然以右派视之。然而到了1961年下半年，摘帽运动席卷全省，红光农场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于是搞了一次所谓的“摘帽”大会，还假惺惺地让褚时健作为右派的先进工作者上台谈体会。
看见自己的名字终于也出现在宣布摘帽的名单上，褚时健非常激动。对他而言，这可是一个为自己证明清白的时刻。他特意穿上夫人马静芬为他准备的新衣服、新鞋子，决定好好去露一下脸。
也许是很多人沉冤昭雪感动上苍，“摘帽”大会当天，元江坝子下起了瓢泼大雨。当褚时健按时间赶来之时，才发现南溪河洪水暴涨，河面宽阔如江，往日的小桥已淹没在洪水中，许多想过河的人都挡在了河边。
好不容易等来的机会，岂能让河水挡住去路？他对着河面看了看，河面虽宽，但水面距桥面没有多深，过去应该没有问题。于是，他把鞋子、衣服脱下来举在头顶，毅然决然地向河对岸走去。刚走到河心，一个巨浪从上游猛扑下来，瞬间就把他卷得无影无踪。直到冲出五十米远，才在较为宽阔的河面处停了下来。虽然保住了性命，也没有受伤，但新衣服和新鞋子却冲走了。
那一天，他虽然看上去十分狼狈，却如愿站在了“摘帽”大会的舞台上，带着劫后余生的豪迈，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帽子摘了挂在墙上。可是没过多久，运动又来了，又让你戴上。直到1979年，才彻底摘除右派帽子，恢复了我的工资、党籍。”回首往事，褚时健感慨万端。
因为他在红光农场表现出色，1961年底，他被调往新平县畜牧场，开始了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