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培训李白诗歌、张旭草书、裴旻舞剑被后人称为“盛唐三绝”。这三者不仅在艺术上常常相互借鉴，而且它们都与酒兴相关。清朝人说李白诗歌十之八九离不开“醇酒妇人”，张旭更有“酒癫”的美称，裴旻同样是醉后剑通神。
到底是盛唐人借诗、剑、书、酒来表现自己的狂放与激情，还是诗、剑、书、酒借盛唐人的狂放来展示自身的特性？
诗情、剑气和书神三者不只是通于酒兴，酒兴还常常激发了艺术家的诗情、剑气和书神。本文以上面三人为中心，通过诗情、剑气、书神和酒兴，来展示盛唐的狂放与激情。
先从盛唐诗人的酒兴谈起。
从古至今，男人与酒似乎有不解之缘，诗人、剑客和艺术家更不可一日无酒，陶渊明死前还感叹酒没有喝够：“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不过，酒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意义，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作用：东汉末年酗酒是由于人觉醒以后对死亡的恐惧，如《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魏晋之际竹林七贤沉醉是对人生的痛苦迷茫，如刘伶的“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酒德颂》）。
饮酒的原因和目的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逃避沉重责任，有的是因为人生的沉沦，有的是为了麻痹心灵的痛苦，有的是为了减轻精神的孤独，有的是为胜利庆功，有的是为失败寻求补偿……
饮酒的心态和形态也千差万别：有人因喜悦而饮，有人因忧伤而饮，有人因艳遇而饮，有人因失恋而饮，有人为团圆而饮，有人因分别而饮……与之相应，有人聚饮，有人独酌，有人烂醉，有人浅尝，有人海灌，有人细品……
饮酒，一代有一代的风尚，一地有一地的习俗，一人也有一人的个性，可以说因时而变，因地而异，因人不同。饮酒既映射出不同时代的精神风貌，也表现了不同地域的风俗人情，更能看出不同人的气质个性。
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是盛唐八位士人的特写，也是盛唐一代精英的“群雕”：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大概在天宝五载（746年）或稍后，这一年四月，诗中的“左相”李适之被李林甫排挤罢相。刚好这一年杜甫入长安。天宝四载秋他还写了《赠李白》：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这一年秋天李杜各奔前程，李白在《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中说：“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第二年杜甫独上长安，李白仍旧寻仙访道。《饮中八仙歌》就是杜甫刚到长安时的杰作。
凭什么说它是杜甫刚到长安时的杰作呢？开元时期的唐玄宗励精图治，这才有了史家艳称的“开元盛世”，有了让杜甫念念不忘的“开元全盛日”，而天宝年间的唐玄宗已经志满意得，雄才大略蜕变为好大喜功，风流倜傥堕落为骄奢淫逸，节俭自律已腐化为奢侈浮华。内政任由奸相李林甫专权，宦官高力士等用事；对外连年四处用兵，“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个人生活更日渐铺张享乐，越来越沉湎于放纵荒淫。接近权力中心的朝廷大臣对这一切当然一清二楚，但对于社会上的“吃瓜”看客来说未必明白。表面上看，军事依然频传捷报，社会上照旧歌舞升平，甚至奢华反而使社会显得更炫更酷，征战反而更激发了人们的尚武精神，放纵更刺激了人们的浪漫想象。
杜甫刚到长安的时候，奢侈腐化还处在一种萌芽状态，腐化的发展酷似癌症一样，尽管实际上已病入膏肓，但社会的表面一切正常。刚入长安求官的杜甫，身处权力的高墙之外，更是只能远眺巍巍宫阙，到处干谒那些蔼蔼王侯，入眼的大多是花团锦簇，对前程还抱有美好的憧憬，对社会更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饮中八仙歌》就是在这种心情下唱出来的。要等他尝够了“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以后，才可能听见“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才能深刻把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本质，但那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这首诗是八位盛唐“酒仙”的剪影或写生。据考证，“八仙”年龄相差很大，社会地位也悬殊，不可能齐聚长安纵饮，其中有些人彼此不一定相识，但他们同样都生活在盛唐，同样都先后到过京城，尤其是同样都嗜酒如命，而且才华、风度、个性为人们所喜爱，因此被大家称为“饮中八仙”。
八仙中最先出场的是贺知章：“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贺知章越州永兴（今杭州萧山）人，早年迁居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自号“四明狂客”，四明是宁波西南一座山名。史书称贺知章为人“旷夷”，就是旷放不羁而又坦荡平易，遇事乐观豁达，对友喜欢戏谑玩笑，有“清谈风流”的美誉，晚年尤其放诞天真。传说一次醉酒后摇摇晃晃，平地骑马像在波浪中乘船一样，一不小心就掉到了井里。这两句以夸张的笔墨写贺豪饮后的醉态，既能使人想到江南水乡人乘船的习俗，又刻画了贺知章放浪滑稽的神态，更洋溢着诙谐欢快的情调。
接下来出场的是汝阳王李琎：“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李琎是唐玄宗的侄儿，唐让皇帝李宪长子。由于李宪主动辞去太子位，让给弟弟李隆基继任储君，唐玄宗对兄长十分感激，后来李宪又从不非议朝政，唐玄宗又对他心存敬意。李琎小名花奴，风流倜傥又聪慧过人，对音乐演奏和鉴赏有如神悟，尤其擅长羯鼓打击乐。唐玄宗也对音乐有极高的造诣，他与这个侄儿本有共同兴趣，加上这个侄儿俊美聪明，于是他便把对兄长的感激之情移到了侄子身上，对李琎的宠爱“倍比骨肉亲”。这就是“汝阳三斗始朝天”的由来，除了这个唐玄宗一口一个“花奴”的侄子，谁还有豪饮三斗再去朝见天子的胆量？这位王爷嗜酒如命也不同常人，路上一看到麴车（酒车）就流口水，恨不得马上将自己的封地改为酒泉。酒泉即今甘肃省酒泉县，据《三秦记》中记载，“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不是他这样的皇亲国戚谁还能袭领封地？一个普通人谁还会这样想入非非？这三句不仅写出了汝阳王纵酒的特征，也写出了他王爷的特殊身份。
另一位隆重出场的李适之也是一位显贵，他是皇家宗室——唐太宗李世民的曾孙，也是朝廷宰相——天宝元年（742年）代牛仙客为左丞相，三年以后被李林甫排挤罢相。杜甫用三句诗写尽了他的身份、地位、豪奢、酒量和结局：“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日兴费万钱”交代了他生活的奢侈豪华，“长鲸吸百川”写出了他海灌的纵酒方式，也描写了他豪饮的海量，第三句化用李适之本人的诗句，形容他爱酒不爱官的洒脱。李适之失去相位后有《罢相作》：“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三国时称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表面上看，“乐圣”是说喜欢清酒，“避贤”是说不喜欢浊酒，李适之原诗可能是正话反说，语带双关，抒写被罢相后的牢骚。从《饮中八仙歌》全诗的情调来看，从写李适之这三句寻味，意在凸显其豪纵豁达，而不是讽刺其朝政日非。“衔杯”承上句形容贪杯的样子，“乐圣”是说嗜酒如命，“避贤”写不以罢相为意的洒脱。
上面三位都是地位显赫的皇亲达官，第四位出场的是一位英俊少年：“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崔宗之是吏部尚书崔日用之子，袭父封为齐国公，是个不折不扣的“官二代”，也是位不折不扣的美少年。他嗜酒，也能诗，与李白有诗酒同好。“举觞白眼望青天”，勾画出他的醉态与狂态，举起酒杯海饮之后，白眼仰视青天，活脱脱现出眼空四海目无一人的傲兀神情，“皎如玉树临风前”，则写出了他那玉树临风的潇洒醉态，那神采奕奕的俊朗丰姿。
接着第五位酒仙：“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苏晋少有神童之称，几岁就能写出漂亮文章，时人把他看成未来的王粲，开元年间进士及第，开元十四年负责吏部选拔官吏，因慧眼识人和主持公道，在社会上获得广泛的赞誉。后来不知何故皈依佛门，这老兄还吃起了长斋。因烦俗世纷扰而入禅，又因耐不住酒渴而逃禅，这两句写得十分滑稽幽默，上句“苏晋长斋绣佛前”，在绣佛前长斋枯坐，人们本以为苏晋礼佛极其虔诚，下句突然反跌，“醉中往往爱逃禅”，只要有酒他就顾不上菩萨了，俗话常说酒鬼见酒亡命，如今苏晋见酒便逃出佛国入于醉乡，下句完全颠覆了上句的阅读印象，让所有人忍俊不禁，笑破肚皮。
再接下来就是真正的主角“闪亮登场”：“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从篇幅也可以看出，其他酒仙都是两三句，只有李白独占四句。“李白一斗诗百篇”，讲酒兴与诗情相伴相随，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酒刚入肠便诗情万丈，杜甫在《不见》中说李白“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李白自己也曾自豪地夸耀诗才，“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但更多的还是炫耀酒量，“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他酒后打破了一切清规，解脱了一切禁锢，爆发出耀眼的天才，一旦酒酣，必定诗妙。酒后无拘无束，放纵不羁，常在“长安市上酒家眠”。最后两句真是形神兼备，既是醉态，也是心态，更属人格。在书本中，在电视上，我们见惯了那些腿软骨媚的大臣，一听说皇上就匍匐倒地，就李白来说，“天子呼来不上船”虽未必实有其事，但肯定实有其人，符合他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骨。“天子呼来不上船”，哪怕不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也肯定具有性格和人格的真实性。四句将李白桀骜不驯的狂气，一斗诗百篇的才气，蔑视王侯的骨气，表现得活灵活现。
与李白并排出场的是张旭，是盛唐气象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李白是“一斗诗百篇”，张旭则是“三杯草圣传”，李白诗歌，张旭草书，都属盛唐之绝，盛唐那浪漫奔放的激情，那恢宏恣肆的力量，在他们的诗与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三杯酒下肚便笔走龙蛇，对王公权贵不屑一顾，正因为人格的独立不阿，性格的狂放不羁，他的艺术创造力才勃发旺盛。
诗的尾声以平民焦遂殿后：“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晚唐袁郊在传奇《甘泽谣》中称焦遂为布衣，这位爱酒如命的布衣士人，据说平时有点口吃，酒到半醺就双目炯炯，打开话匣口若悬河，雄辩滔滔的神采使举座皆惊。看来，酒力不仅能提振诗兴，还能助力口才——谁不想成为酒仙呢？
此诗以夸张漫画式的笔法，以生动传神的笔墨，勾勒出盛唐“酒中八仙”的醉态，通过他们嗜酒狂放的态度，放浪形骸的做派，恃才傲物的为人，表现了开元年间浪漫奔放的时代精神和士人乐观旷放的精神风貌，还有那才情勃发的创造力。
诗人常使用诙谐幽默的语调，夸张幽默的语言，造成一种滑稽、欢快的审美感受。虽然写李适之有“衔杯乐圣称避贤”句，隐含了沉重复杂的政治内幕，但它淹没在欢娱的情调中。诗中句句押韵使旋律明快，增强了诗歌的喜剧感。我们不必以诗中某些“酒仙”后来的结局，来对此诗进行求之过深的政治解读。清朝人黄周星在《唐诗快》中评此诗说：“至今读其诗，不但飘飘有仙气，亦且拂拂有酒气。”
这首诗并不像王嗣奭所说的那样，是一次“前无所因”的“创格”，它在体式上并非横空出世，而只是柏梁体的一种突破和创新。它的字数、韵式仍属于柏梁体格，如每句都是七字，句句押韵且一韵到底，但在章法上又别出蹊径，如虽为“饮中八仙”的“群雕”，但诗前并无交代，诗尾也不用结语，全诗像神龙无首无尾。正如王嗣奭所说的那样，此诗“描写八公都带仙气，而或二句、三句、四句，如云在晴空，卷舒自如，亦诗中之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