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诗史特征主要表现在哪个地方？

杜诗在表现现实的广度和历史的深度上，前无古人，后启来者。

杜诗“诗史”之称，始自唐代。后来的人对“诗史”的理解，真是千差万别。在已有的研究著作中，很少听到学者告诉我们，杜诗反映人民的疾苦和社会的动乱，与那些用散文和历史著作反映历史与现实的作品有什么不同。

杜诗反映社会生活的哪个层面，是怎样反映的，如果仅看现在的文学史，估计你还是不甚了了。

不仅是杜诗，我们往往把诗歌反映现实、文学作品反映现实，和新闻报道反映现实混淆了。比方说白居易的《卖炭翁》、杜甫的《兵车行》，讲来讲去就是这些东西：人民的疾苦，还有统治者的罪恶。这样讲当然也不错，但问题是它们与新闻报道有什么区别？可能比起诗歌来，新闻报道反映人民疾苦，更详细、更清楚。

问题在于，即使是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不同于新闻报道。肯定不是杜甫这边看到了路有冻死骨，那边就看到了朱门酒肉臭，肯定不是那种像照相式的反映。

明朝的胡震亨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

唐代孟棨的《本事诗·高逸》中说，杜甫的诗史之称是这样来的：“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说得非常实，说杜诗反映现实没有一点遗漏，所以人们称之为诗史。

此说一出，几乎成了定论，诗史就成了杜甫诗歌的代名词。

明人说杜甫的诗：“诗史孤忠笔，文星万古传。”

清朝人说：“诗史春秋笔，大名垂草堂。”

很可笑的是，因为杜甫诗歌中有两句话说，“急须相就饮一斗，恰有青铜三百钱”，很多历史学家和杜甫诗歌研究专家，就根据这两句诗来考证唐代的酒价。

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仓促之间，我们一起到餐厅去饮一斗，我身上恰好有三百钱。”学者们就以此得出结论，在杜甫那个时候，大概一斗酒就是三百钱。当然他说的是普通酒价，如果是高档的酒——就像我们今天的茅台，它可能是例外。

还有更荒谬的：杜甫有一首诗叫《古柏行》，还有一首《病柏》，诗中写那个古柏有多大的围，有人就根据树围算出古柏有多高，甚至推算古柏的树龄。

这样就把诗歌读死了，就把诗歌等同于韵文形式的历史。

所以有人说，这样考证杜甫的诗史，完全是糟蹋杜甫，真个是“搔痒不着赞何益”。

杜甫的诗歌中，真正的叙事诗极少，大概也就百分之三。即使是叙事诗，也不是那种典型的叙事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叙事诗中有大量的抒情。比方说他的“三吏”“三别”，我们一般把这几首当成叙事诗，但是，从他的“三吏”“三别”中还是会看到大量的抒情，所以它们都是叙事兼抒情的诗歌。

杜甫的诗歌大部分都是抒情诗，他是抒情诗人。

黑格尔说，“抒情诗人本来一般地都在倾泄他自己的衷曲”。

抒情诗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是在表现自己的情感。既然他是表达自己的情感，那怎样表达时代的情感呢？

不是说真实地表现现实的一时一事，不是说外面有个人讨米，马上就把那个讨米的人写上去了，这就算诗史的特征了。

杜甫的诗史特征主要表现在哪个地方？我们看看叶燮的《原诗》中是怎样讲的：

“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如星宿之海，万源从出；如钻燧之火，无处不发；如肥土沃壤，时雨一过，夭矫百物，随类而兴，生意各别，而无不具足。”

这段话不是用黑格尔的说法，不是以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但他说得特别漂亮，而且说得很俏皮、很有深度，表述的语言也特别好。

他说“诗之基”——它的基础就是诗人的胸襟，如果一个人有博大的胸怀，那么在你的诗歌中就能够彰显你的性情、你的智慧、你的聪明，也彰显你的才辨。这些都能在诗中表现出来。

北宋初年有一个诗人叫林和靖，他的诗实在是写得漂亮精致。“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他对美好的这种体验极其细腻，暗香和月光的那种朦胧美，用语言简直没办法表达出来，但他就表现出来了。语言对偶又精巧，又工整。

但是，它是一种盆景式的美，精致，小巧。

而杜甫有一种博大的胸怀，杜甫的诗汪洋浩瀚。

叶燮说“随遇发生，随生即盛”，他认为最伟大的诗人就是杜甫——“千古诗人推杜甫”。

其实这个评价自宋朝以后已是公论。除了极个别的诗人，比方说北宋的苏轼、南宋的陆游——他们在模仿李白，比较推崇李白以外，大部分诗人都是学杜甫的，推崇的也是杜甫。

即使说李白了不起的人，也是虚晃一枪，说李白很伟大，真伟大，说完了他就把李白甩在一边，因为李白的诗没法学。

前人说杜甫“每饭不忘君”——一端碗就想到皇上，就想到感恩，甚至不管遇上哪个人、哪个境、哪个事、哪个物，他都会想到皇帝；为社会动乱而忧愁，因时光流逝而悲戚，想友朋生牵挂。“凡欢愉、忧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

“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这三句话也写得特别好。

古代有很多乐府，比方说李白作《将进酒》，这个标题是固定的，是汉乐府传下来的。但是杜甫作《兵车行》，也是乐府诗，叫歌行体，叫“即事名篇”，“因遇得题”，就是遇上什么东西，就自己给它起个标题。叶燮说，杜甫因情而生文，不是因文而去造情。

叶燮这个观点虽然缺乏理论论证，但他非常深刻清楚地指出，杜诗是从杜甫的胸襟中流出来的。

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杜甫把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林林总总的万事万物全部吸收到他的自我里面去，并变成了自己的东西，按照他的情感去掌握外在世界的情况、纠纷、命运。

杜甫的情感就是一片汪洋大海，各事各类都从他的情感大海中流出来。

他诗歌中表现出来的，看起来是外在世界，其实是他在这些事情中跃动着的情感。

在杜甫诗歌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现实，不是照相机照出来的社会现实，而是经过杜甫情感体验的社会现实，是从他胸中透出来的社会现实。

杜甫的诗歌写的虽是个人的情感，但也是一幅时代风云和民族心灵的历史画卷，是一部时代精神的壮烈史诗。杜甫和我们民族的历史，和当时的国家是统一的——他自觉地把自己和国家、历史、民族统一起来了。

在杜甫身上，国家的伦理和个人的伦理，民族信仰和个人信仰，个人的情感与自身的理智，都没有分裂。

在杜甫身上，国家的伦理要求和个人的伦理生活是统一的，那么他反映个人的道德要求的时候，就反映了时代的、国家的道德要求。

到了一个衰世，人们的理性和情感往往就不统一，情和理开始割裂。

比方说20世纪早期一个大学者——可以说是个伟大的学者—王国维，他说很多哲学理论，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就是他的理性和感性是完全不能统一的，所以，自己爱的不信，自己信的不爱。

杜甫的理性和情感高度均衡统一，在他表现个人情感、个人理性的时候，机缘凑巧就表现了这个时代的本质。